周永康 資料圖
徐才厚 資料圖

蘇榮 資料圖
令計劃 資料圖
 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有詩雲:“不畏浮雲遮望眼,只緣身在最高層。”距離一個政治事件太近,只是容易模糊掉大背景,陷入某些邊角料。
  金台君還是覺得,談資呢固然是重要的,但更加重要的,是對整個政治脈絡的觀察。
  冬至夜那個熱騰騰的話題無需贅述。如果把2014年落馬的四個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放在一起,可以發現,每個案子,意義均不一樣。
  周永康一案,敲打官場,最大的一點,是山頭主義和幫派主義。無論是石油幫,還是周手下的秘書黨,最大的特點,就是攻守聯盟,一損俱損、一榮俱榮。而在政治上,則完全以派系來定義“誰是我們的朋友,誰是我們的敵人”,而無視大局。
  這在歷史上,並非沒有先例,唐朝的牛李之爭,北宋的洛黨、蜀黨之爭,明朝的東林黨與閹黨之爭,多少政治衰敗,源於黨爭之禍。山頭主義,在很大程度上,是黨爭在政黨政治下的變種。最大的危害,是損害黨內統一,這對於要求統一的政黨來說,等於是個“定時炸彈”,必須拆除。
  徐才厚一案,敲打的是軍隊系統。黨、政、軍,是國家機器的三大系統。雖說,無論是周永康還是徐才厚,都是黨內“大老虎”。但相對而言,徐才厚主要屬於軍隊系統。軍隊系統,長期以來,有效的監管力量缺乏。軍隊的紀委,僅為正大軍級,而七大軍區級別均高於軍隊紀委。更別說四總部總長,兼任中委委員。而徐才厚身居軍委副主席,更是缺少相應的監管。據媒體報道,已經落馬的谷俊山,正是與徐才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,才敢如此肆意斂財。
  如此格局,軍隊反腐怎麼進行?一些高級領導幹部肆無忌憚,與監管缺失不無關係。不久前,軍隊審計署升格,直接向中央軍委報告,無疑是要破除這種現象,以中央軍委直管的制度設計,強化監督。
  蘇榮一案,利劍所指向的是“一把手”和買官賣官。如果和白恩培案合觀,意義更明顯。白恩培所牽涉的,無論是張田欣,還是孔垂柱,或是沈培平,很大的一點,就是買官賣官。說白了,高級官員向封疆大吏賄賂、送禮,謀求晉升;而一把手手握重權,能夠掌控人事變動。這兩者的耦合,就引出了買官賣官這個歷史性難題。中央巡視組在多個省份的巡視意見,均把一把手監督和買官賣官擺放在一起,意義再明顯不過了。
  蘇榮亦是如此。據報道,其妻多次染指稀土礦產,不少江西省內高級領導以賄賂其妻的方式,變相賄賂蘇,以此獲得蘇信任和提拔機會。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,江西萍鄉兩屆原市委書記陳安眾和陳衛民,均與蘇榮關係密切。
  令計劃一案,所指向的不僅僅是山頭主義,更是指向家族腐敗。多數人註意到了令所牽涉的山頭主義和圈子主義,這個在早前更大的周案中就已顯現。此次,無非是再次警示。而更大的信號,則是指向家族腐敗。
  一個政黨,要解決好的是精英的素質。精英的素質,決定了一個執政黨執政的水平,乃至執政的時間。素質需要有德,也要有才。能夠官至省部級,很少不是靠著自己的才幹,走上這個位置的。但是,大部分落馬的高官,都是德出了問題。而所為德,既有政治倫理,也有私人倫理之分。政治倫理,用黨內語言來說,就是黨性: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,是不是對黨忠誠,是不是為官有位且有為等。私人倫理,這是整個官場最大的問題。
  而私人倫理的涵養,離不開一個好的家庭。所謂修身,才能齊家,才能治國,才能平天下,這本就是傳統治道。這也是習大力提倡傳統文化的原因,即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,就在於儒家很好地解決了私人倫理與政治倫理的對接,化家為國。中紀委在發佈令的通報之前,有兩個鋪墊,一個是申維辰,一個是金道銘,均被“雙開”的理由中有一條,便是“通姦”。換言之,沒有處理好家庭問題,私人道德就已經有虧了,還怎麼談做官之道?這是中紀委以這兩個作為令“落馬”鋪墊的原因。而反觀令,令氏一族,身陷家族腐敗,令政策、令完成、令計劃等相繼落馬,是沒有處理好家庭問題的一個反面。
  所以說,破而後立,反腐,不僅是為了震懾,更是為了重塑政治生態。
  一個名叫計劃的有變,但中央的計劃並沒有改變,這是這一屆執政集體的歷史使命。其意義就在於藉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倫理,讓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,防止家族成員,借國之重權斂財、弄權,這是廓清政治污垢、涵養政治生態的重要一環。這才是令案,對於整個官場,乃至執政黨,最大的信號。
  周案出來之後,有人曾猜想,反腐何處是盡頭?無論是之前的徐案,還是之後的令案,都揭示出反腐和作風建設一樣,沒有休止符。無論是身居廟堂的“大老虎”,還是人處江湖的各種“掮客”,該打的,絕不會鬆手,該查的,也絕不會輕易放過。
  中共,有這個決心。(文/林亦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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